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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推进农村环境整治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近日印发了《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》。意见指出，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，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。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。完善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和村庄规划，强化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力。
意见指出，中国要美，农村必须美。繁荣农村，必须坚持不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。要强化规划引领作用，加快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，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。
意见要求，改善农民居住条件，搞好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，推进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。继续支持农村环境集中连片整治，加快推进农村河塘综合整治，开展农村垃圾专项整治，加大农村污水处理和改厕力度，加快改善村庄卫生状况。
意见强调，加强农村周边工业“三废”排放和城市生活垃圾堆放监管治理。完善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，扩大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机制试点范围，重点支持村内公益事业建设与管护。完善传统村落名录和开展传统民居调查，落实传统村落和民居保护规划。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开展美丽乡村创建示范。有序推进村庄整治，切实防止违背农民意愿大规模撤并村庄、大拆大建。
事实上，以北京雾霾天为代表的城市环境污染，一次次刺激着人们的神经。一些城市居民幻想“逃离城市”，回到“田园牧歌式的乡村”。然而，中国农村的污染同样触目惊心。
污染占据我国“半壁江山”
每年近100亿吨生活废水直接排放，近3亿吨生活垃圾直接焚烧、填埋或丢弃；化肥投入量（6000万吨）是全球用量的1/3，农药用量（180万吨）所占比重可能更大。而作为其部分后果，2亿多农村居民饮用水不安全，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，农村污染信访占到环保部受理信访总量的70%—80%。另据权威部门3年前推测，在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中，有20万个村庄的环境“迫切需要治理”。
众所周知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内生的，也有外源性的。30多年来农村和农业的工业化，以及农民日常生活用品的化学化，使大量的污染物排放已经牢固嵌入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，并远远超过了它能消化的限度；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地区的招商引资，以及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污染转移，则进一步加重了那里的环境压力。
更为不幸的是，与污染在农村的蔓延、“普及”和深化的历程相对，我们的环保重点始终是在城市和工业，农村环境治理大致是“垃圾靠风刮、污水靠蒸发”，“环保下乡”不过是2007年以来的新鲜事。也正因如此，迄今没有建立起关于农业和农村污染的检测、管控和保护体系。
应当承认，从近年来环保部出台的相关政策，如“以奖促治”、“依考促治”等，以及中央多个“一号文件”可以看出，农村污染确实已经受到重视，资金投入也在逐年增加。但是与农村环境治理已欠账近30年相比，实际投入极为有限：2008年—2013年，财政投入的专项资金不超过600亿元，只相当于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1.5%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2.7%，其中中央财政的投入额（195亿元）不到其节能环保支出的2%。与此相应，它惠及的村庄自然有限，即便到2015年底完成环保部的预期目标，得到治理的村庄也不过6万个，只占“迫切需要治理”者的30%。而相关调查发现，同样由于经费短缺，一些已治理的村庄建立起的环保设施无法正常运行。
环保领域的城乡差距，可能已经成为中国最严重的城乡差距。鉴于农村不只是农民的居住地和城里人抒发“乡愁”的“故乡”，也是关系到所有人饭碗的农产品产地和中国的根基，这种局面不应该再持续。至于扭转局面的关键，基于中国的国情，还是要靠最高层进行“顶层设计”：下定决心，向乡村污染和加剧污染的行为宣战，同时彻底调整资金分配上的利益关系，最终建立起坚实有效的监管保护体系和财政保障体系。